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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 几位英年早逝的南大先生
栏目:最新资讯 发布时间:2020-07-23
昨天凌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蕴茜教授辞世,年仅55岁。噩耗传来,学界震悼。由此想到,不十年间,南京大学已有四位历史学家在壮盛之年离去,尤令人扼腕



陈蕴茜教授(1965-2020)
图片来自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微信公号
昨天凌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蕴茜教授辞世,年仅55岁。噩耗传来,学界震悼。由此想到,不十年间,南京大学已有四位历史学家在壮盛之年离去,尤令人扼腕:

高华教授(1954-2011
任东来教授(
1961-2013
计秋枫教授(
1963-2018
陈蕴茜教授(
1965-2020

按照世俗的眼光,这四位南大的先生,寿均不及花甲,以天妒英才视之,犹不为过。
然而,人寿原本不以天年为限,对于学者来说,有经得起众口臧否的口碑在,有经得起
时间披拣的著作在,就是最可宽慰的事。历史上未及身去就被视如弃履的所谓学者,
不在少数。而这四位先生的道德文章、名山事业,终将不朽。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2011年12月26日,高华教授去世,享年57岁。

因为他的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因为围绕他的研究成果发生的某些机缘,也因为他的英年早逝,在他身后,高老师在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影响力,不仅没有逐渐消退,反而日渐扩大。即便在去世十年后的今天,他依然是党史与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最知名的学者之一。

高老师太有名了,就难免会导致坊间对他学术思想、学术作品乃至他本人的种种过度诠释和有意无意的误读。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高老师去世那天,正好也是伟人诞辰。所以总有人说,看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只要看他那天的朋友圈,是无限怀念伟人,还是无限怀念高华。然而,无论对于历史人物,还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脸谱化和情绪化的立场先行与态度站队,我相信高老师如果泉下有知,大概也不会同意这种比方。

高华老师出身不好,自小备尝政治歧视之苦,对历史当然会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但是他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终其一生,他恪守了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的本分:这种本分,不仅体现在对史料把握的严谨程度上,更表现在他对“价值中立”原则的坚持,尽量避免让研究者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特殊情绪,影响历史叙事的客观性。用他自己的话说:

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我所希望自己的,就是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

对于很多高华的读者来说,没有听过高华讲课可能是很大的遗憾。他生病前,一直开一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全校通选课,好像是周四晚上上课,那时南大低年级本科生还在浦口校区,很多人吭哧吭哧坐一小时校车,就是为了听他两节课,完了再吭哧吭哧坐末班校车回去。还有更加资深的拥趸,大学四年,这门课听了四遍。

当年南大口才好的名嘴不少,可谓高手如云,高老师上课,谈不上什么演讲技巧,很多时候就是念稿子(当然是念一段,再发挥一段);他的普通话说的挺好,但是南京口音也很明显,前后鼻音平翘舌音都不大区分,“彭真”就会念成“盆曾”,但他的课就是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即使你对新中国史一窍不通,听完他的一堂课,就会立刻想找本历史书来翻翻。

在我看来,高老师讲课的这种魅力,来自于他历史研究的功力:既善于把个体生命融入历史观照中,获得感性的体验;又善于跳出历史情节之外,用逻辑和理性加以审视。比如,他上课时对政治人物常会有两种称谓,据我的观察,当他加上尊称的时候,比方“毛泽东同志、少奇同志、林彪同志、邓子恢同志、徐梦秋同志”,一般是在进行比较精彩的描述,这种时候,他往往把自己代入历史情境中去,让听众也觉得身临其境;而当他直呼其名的时候,比方“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子恢、徐梦秋”,往往是在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进行解剖和分析,让听众看到表象底下的历史脉络。这种跳入跳出纵横捭阖的能力,大概就是真正的学者真正的魅力所在。

高华走时没有书面遗嘱,也未留下一句话。只有他的书,他的文章,他在南大课堂上的“语录”,在世间流传:“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永远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义;我们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实现它,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使它比现在更好。”

2013年5月2日,任东来教授逝世,享年52岁。

任东来老师是中国大陆培养的第一位美国史博士,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南京大学任教。他的学生胡晓进有这样一段评价:

任东来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激情、最具天赋、最为敏锐的学者,他对一切新鲜的学术资讯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能以极快的速度把握其核心内容,然后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其思想之活跃、思维之敏捷、思路之清晰,常常令我钦佩不已。他对学术问题,似乎有与生俱来的热情、领悟力与理解力,学术完全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

这也是与任东来老师熟识的学界同仁对他共同的看法。

视学术为生命,是任东来老师的学者底色,而对学生的真诚、热情、耐心,也令很多后辈心心念念。我的好友孙扬老师,博士论文研究战后香港问题,请任东来教授做答辩委员。孙扬那时是民国中心的博士,任老师是世界史专业的教授,其实就是两个系。作为外专业的答辩委员,通读论文后在答辩时提些意见建议,就算尽到责任了。可是任老师不仅仔仔细细读了论文,还专门把孙扬找去,认认真真地与他长谈了良久,不仅对这篇优秀作品加以褒奖,更提出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对外专业的学生尚且如此,遑论自己门下弟子?

记得2013年任老师去世那天,我的导师周晓虹教授正在组织门下弟子开读书会,我从朋友圈里看到消息,在讨论间隙告以噩耗。老师沉默良久,一声感叹。他和任东来老师差不多同时进校,是三十多年相交莫逆的好友,任老师生病以后,晓虹老师还专门为他联系大夫多方诊治,终于还是不治。

任老师去世以后,他的太太吴老师一度经常参加群学书院的各种学术讲座。2017年,我曾经向吴老师提议,群学书院办一次任东来教授的纪念讲座,被吴老师婉言谢绝,她是怕睹景思人,徒惹伤悲。过了一周,吴老师专门把任老师那本代表作《美国宪政历程》送给我,这本讲述影响美国25个宪法故事的著作,不仅成为中国读者了解美国宪法的必读书籍,也是任东来教授学术生涯后期最重要学术转型的标志。时至今日,这本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任老师的化身,成为众多学界好友和媒体追思、缅怀他的一个契因。
学者因为著作而不朽,足慰任东来老师于泉下。

2018年12月20日,计秋枫教授逝世,享年55岁。

两天以后的12月22日,正午,历史学院李力老师在南大教师微信群“南大茶楼”里,上传了一段文字,这是两个小时前在南京大学计秋枫教授的告别仪式现场,由他的夫人代替逝者,一字不易地读给全体来宾的一封诀别信、感谢信。

这段只有短短七八百字的小文,是计秋枫教授在最后失去意识之前,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在手机上敲出来的:

以下的答谢由敝人亲笔书写,仅仅是让我亲爱的妻子代读,倒不是敝人到死还要强,而是因为我深深感到,我自发病到现在两年来,无数来自亲朋好友的关心、关怀、关爱,让我无以为报,既然还有一点时间,不妨我自己写一个答谢词。 不是我矫情,我一直有个捐献眼角膜以报答亲朋好友对我诸多关爱的遗愿,但我后来在百度上发现有三例接受癌症患者器官捐献的病人得上了癌症,我也只能做罢。但如果百度上的又是谣言的话,那就赶快请相关机构让我在羽化之前留下一对对社会有用的器官来。  
我偶尔反想,觉得自己一辈子唯一的长处是以赤诚之心待人,竟稀里糊涂地结交了不少知己。古人云人生一世,知己二三,朋友七八,足矣!我的知己何止二三、朋友何止七八?  敝人虽滴酒不沾,却从酒中悟出些人性:朋友犹如酒香,越久越醇,从七十年代的中学同学,到八十年代的研究生同学,就犹如亲兄弟一般。一些巨能喝酒的、或一些像我一样不会喝的,只要志同道合,一样可以成为知己。
尊敬的朋友们,计秋枫现在恳请大笑三声,送我上路!

很快,这封信传遍南京大学,再后来又跨出校园,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开,引起无数人的泪目和致敬。人们感叹的,不仅仅是一个正值壮年的优秀学者的猝然离去,更是一位学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竟然能够把他对人生、友情、事业乃至对死亡的感悟,用这样一种积极、乐观、幽默而温馨的方式,留给了全世界。

计秋枫教授生前,曾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翻译过不少西方人文通识读本,而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又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给人们留下最简短,却又最深刻的一堂人文课。

这就是,一个人该如何面对自我,面对他人、面对人生,乃至,如何面对死亡。

在剩余的生命只能以小时计算的最后时刻,计秋枫想到的,是他一声挚爱的朋友,他乐此不疲的兴趣爱好,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境界:

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今天要发个宏愿,到了那边,立刻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恭候着我这边的知己好友过来,以掼蛋为主,辅之以谈经论道。当然,我是会有充分的时间去精挑细选这样一个地方的,有时或会沮丧,都五十年、六十年了,还不来,是把我忘了吧?而且,那么多年后,江苏人还打不打掼蛋都难说了。不过,不是我吹牛,什么样的牌,我是一学就会。 

作为生命个体的计秋枫,已经化作青烟,托体同山阿,可他那句“计秋枫现在恳请大笑三声,送我上路”,笑中含泪,泪毕而笑,大概会成为中国文人豪迈、乐观、启人深思的精神象征,永远留在人文教育的历史上。

2020年7月22日,陈蕴茜教授逝世,享年55岁。

十几年前我在历史系求学时,女教授还少,好像都在近现代史专业。朱宝琴教授的严肃认真,我的导师申晓云教授的开朗热情,陈蕴茜教授的温润如玉(温润如玉这个词,是昨天许多熟悉她的师友都不约而同提到的共同感受),都令我们这些学生印象深刻。

那以前,陈蕴茜老师给硕士生开的常规课程是“港澳研究”,我兴趣不大,没有听过。但是到了2005年前后,陈老师在系里破天荒开了一门“文化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大致是这个名字吧)的研究生选修课,却成为我在南大历史系三年受到最大教益的课程之一。 

说“破天荒”或许有些夸张,但陈老师这门课,在当时确实别具一格。南大历史系的传统,向来有点朴学的味道,对一手史料极其重视,把查找一手资料作为本门看家功夫,民国中心即便硕士生写论文,如果没有去“二档”看过档案,都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相反,历史学那种不很重视理论的学术倾向,在南大也体现得很明显。虽然杨豫、胡成等教授都开设过史学理论相关的课程,但以此为志业的学生并不多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蕴茜老师在历史系开设了一门文化人类学的课,对我们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那个时候,陈老师正在撰写她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孙中山崇拜,她的论文中参考了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有关集体记忆、认同、仪式等领域的理论和视角,而这些在南大历史系还鲜有学者涉及。而她在研究之余,也本着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态度,随时把新接触到的理论拿来与学生们共同探讨研读。我第一次细读涂尔干、哈布瓦赫,第一次知道景军、王笛、杨念群等等,都是在陈老师的课上。现在河海任教的张杰教授,那时还是翟学伟教授的博士生,也来旁听,他和陈蕴茜老师还为涂尔干究竟能不能算人类学家争执了好几堂课,那种为学术争鸣的热情,今天仍让人感念。我书架上至今还有一本《神堂记忆》的中文译稿打印本,就是那时上课陈蕴茜老师仔细研读的材料。也正因为这个机缘,后来我报考社会学系博士,陈蕴茜老师还专门写了推荐意见。

陈蕴茜老师一度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她是南大文科跨学科研究不遗余力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昨天学衡研究院推送了海内外学人缅怀陈蕴茜老师的专题,许多师友不约而同说到陈蕴茜老师对学问的专注,即便到了生命最后时刻,她惦记不下的还是未能完成的研究和还没毕业的学生。 

就像杜骏飞教授说的那样:蕴茜是做历史记忆研究的。如今,她也成了历史,成了他人记忆的一部分。从前那个清清朗朗的女生,后来那个清清朗朗的学人,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懂得她多少,她如今都成了可以在天上俯视这个世界的人。

按照世俗的眼光,以上四位南大的先生,寿均不及花甲,以“天妒英才”视之,犹不为过。然而,人寿原本不以天年为限,对于学者来说,又经得起众口臧否的口碑在,有经得起时间披拣的著作在,就是最可宽慰的事。历史上未及身去就被视如弃履的学者,不在少数。而这四位先生的道德文章,名山事业,终会被人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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